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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評】《大同》與《大同》中的「非典型」中國官員 (“The Chinese Mayor” and The Nontypical Chinese Mayor)

Posted in 影/樂/書 評 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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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2015年11月13日)在Austin Asian American Film Festival觀看了周浩的新片《大同(The Chinese Mayor)》。該片的製片人是趙琦,也是很重要的人物,對中國(或者中國題材)紀錄片的海外輸出與傳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歸途列車》)。有趣的是,兩人都曾在所謂「體制」 內工作(周曾在新華社以及《南方週末》當攝影記者,而趙曾在中央電視台當欄目製片人),再轉行成為紀錄片的製作人/導演,這個轉變也是十分值得探討的。從前對中國的紀錄片涉獵不多,倒是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交換時候,在力昕的課堂上不斷聽到他對周浩的賞識。回過頭去搜尋周浩信息的時候,卻發現自己也曾看到當年他一炮而紅的《高三》,其後的《厚街》《差館》(I/II)《棉花》《龍哥》等等或在力昕課堂上聽過,或在網路上曾觀看過片段,但卻未曾完整去觀看過全片。

《大同》的英文片名The Chinese Mayor,相對「大同」而言要平淡得多了,「大同」一詞除了是這城市的名字之外,更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天下大同」。《大同》一片所講述的主線是在山西大同上演的當下中國每個城市每天發生的故事——拆遷,而副線則是耿彥波作為山西大同市長,在任期間全力打造的「文化大同」的建設路線。鏡頭不僅僅對準了被拆遷的民眾,更難得的是對準了決策的高層——市長耿彥波。 片中值得發掘的點有很多,加上這個學期接觸少量的電影研究的內容,在這裏挑幾個有所觸動的部分談談。

我不喜歡稱紀錄片的導演為現代電影工業生產流水線的「導演」,我更願意稱之為「記錄者」(無論你是導演還是攝像)。我個人認為紀錄片的鏡頭如同「深度報導」的記者一般,致力於發掘出表象之下的本質。在《大同》中,周浩擅長於將自己的位置隱藏,呈現事件的本身(當然我也沒有否認他同時也在使用「框架理論」塑造議題),盡量不流露太多個人情感而對拍攝的真實性進行干擾,如力昕所言「牆角蒼蠅」(1)——我認為這是一個紀錄片拍攝者的最高境界,令拍攝對象根本沒有注意到你鏡頭存在(興許「蒼蠅」一詞也不怎麼令人愉悅,但自然會聯想當年的「扒糞運動/muckraker」)。這在《大同》中最後幾分鐘也有所體現:

耿彥波問:「你究竟拍了些什麼東西?」
周說:「我拍了什麼你都看見了啊。」
耿彥波說:「我也不注意啊,有時候注意不到。時間長了就忘了你的存在。我不知道你拍了哪些東西。」

在對於民眾部分的拍攝,我覺得周浩成功的地方,在於不僅僅囊括了(對耿)反對者,還有支持者:這群支持者既有拆遷後獲得滿意的房屋補助與重新安置的民眾(如耿一行人到訪參觀的屋子),還有在軍區門口上訪並獲得滿意答覆的民眾(如農戶戶口子女安排問題),以及廣場上支持耿彥波的民眾(如老馬,甚至「高度評價」周為中國的「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文革期間到訪中國拍攝紀錄片《中國》)」),這也為最後民眾自發(?)挽留耿彥波的場面作下了鋪墊。而當然,片中也將鏡頭對準了深受拆遷之害的群體,最有趣的是在廣場上周浩被群眾所攻擊的衝突場面:「你回去告訴耿彥波,他應該下台,中國(的官員)像他這樣幹就完蛋了」——鏡頭前的群眾自然將持有鏡頭的周浩當成耿彥波的手下/同黨,而鏡頭則是用於「蒐證」。作為龐大國家機器的反對者,這個群體是無力而悲情的:一來孤軍奮戰的挫敗感,之前房子具有合法憑證或者獲得滿意補償的鄰居往往已經美滋滋地搬走;二是國家機器的龐大與個人力量的渺小讓他們更是不知所措,如官員到所謂「釘子戶」家中勸說的說辭一直強調「這是國家的政策」;而通過行政申訴的法律途徑亦奈何戰線甚長,何況箇中利益糾纏難以突破。相信曾經歷過這一階段的受眾,自然有更大的感受;但我在反思自己(還有其他觀眾)作為一個未曾經歷過這樣遭遇的群體,除了同情/悲傷漫溢,應該從中獲得一些什麼呢?

周浩的過人之處不僅在於其運鏡、剪輯等等其他所謂的技術層面上,更關鍵是他的選材:「上」拍官員書記,「下」拍底層市民。繼《書記》之後,周浩的鏡頭再次對準官員——而這一個群體也是我們所不熟知的對象。當然民眾很重要,但我在這裏想要多談一談作為官員的耿彥波。個人最好奇的一點便是,周浩如何取得耿的同意,獲得如此貼身的拍攝(當然可能耿認為這個片子對他的「文化大同」理念有極好的傳播功用)。這裡的耿彥波可以說是一個「非典型」的中國官員,說不上顛覆中國官員腐敗、無能、庸俗的刻板印象,但卻也是帶出些許不同的觀感。片中多次敘述他「四點半就起床」,還有他妻子多次打電話或者現場哭鬧讓耿回家休息,無意(或有意)間塑造他「勵精圖治」的形象;而在會議上、工地上,對不作為的官員與偷工減料的承包商,怒頭痛批,在軍區門口對民眾有求必應,更彰顯他「青天大老爺」的風範;而對他個人的採訪中,耿「真情流露」說他曾經的夢想是當記者或者作家,似乎懷揣著一種爛漫的理想主義氣息;而他對「文化」的理解,對「大同」的發展亦是經過他認為的「深思熟慮」的考察——更是強調說他自己已經55歲了,在官場上並沒有太多的希冀與追求(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晉升空間了);同時他自己說明在任時間長達五年,遠長於一般市長的兩年工作時間,從而側面強調他的重建藍圖並非「政績工程」;片中也是在鏡頭前質疑黨與政府二元的權力分配(還有中央與地方),隱晦地指出市長在很多地方「無能為力」;而最後的落淚場面,我相信他也是真情流露,配合民眾的挽留「耿市長,回來!」,勾劃出耿他自身壯志未酬的依戀。

但是周浩的鏡頭是為了簡單地稱頌耿彥波嗎?檯面上,製片人趙琦談到他拍攝此片並到海外展映的目的:「儘管目前中國查辦很多貪官,但不代表整個中國政府官員都是腐敗的,也有真正為百姓做事的好官。」他認為海外觀眾不太瞭解中國,大部分透過新聞看到的都是「負面消息」,會對中國產生偏見。誠然,檯面上製片人希望能通過該紀錄片給世界呈現出真實的中國人生活面貌(2)——然而,這部片子在海外觀眾的觀感中是不是同樣如趙琦所言呢?至少我並不這樣認為(與朋友討論大致一樣);閱聽人對影片的解碼(decode)不必盡然如製作方所編碼(code)。耿彥波離開時候的車窗外,略過的是一幢幢破敗的拆遷樓;而更值得玩味的是,耿彥波調任太原之後,再次開始新一輪的拆遷運動(最後字幕)。耿他的官員身份以及獨立個體的糾纏,凸顯其本身的複雜性:我不否認他本身帶有一定的浪漫主義色彩——無論對於大同的舊城改造的設想,乃至對於中國官場的想像。但是這種所謂的「浪漫主義」往往卻是他腦海中自我構建的「美好」,而缺乏對現實的考察以及求證。更可怕的是,作為中國官場中地級市的高層官員,他的權力實施沒有受到任何的力量制衡(除了黨委以及上級),他自然也不需要考慮任何程序上的正義。對於大同的城市改造,是受到嚴重非議的,首當其衝便是同濟大學教授阮儀三(3)(4)(當然也有馮驥才等在大力讚頌)。耿在帶人參觀博物館的時候號召學習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比資本主義國家做得更好。」更進一步陳述自己的「美學觀」:「我感覺一個城市只有有文化才能永恆地存在。例如你去巴黎啊羅馬,你肯定不知道人家GDP是多少嘛,它的影響全都是文化……美的東西是共同的」。然而,從片中的一幕——耿彥波對回收古城牆的販子不斷讚揚「幹得好,繼續收……只要比我們現在早的東西都能用」——可以看到,耿對美學的理解,乃至整個文化保育的概念,都不過停留在表象的形式:只要陳列所謂的文物(甚至不管是真品抑或贋品),便能保存所謂的文化價值;而從不考慮文物的「靈光(Aura)」是除了來自物件本身之外,更是來自被所在社區乃至社會背景所構建的文本。耿一再強調自己做的並非「政績工程」,然而他做的恰恰還是「政績工程」——這種「工程」也許正如他所說的與自身政治前途無關,但卻與自身榮耀/名譽緊密相關。興許是(偽)文人氣質作祟,某種程度上來說,他是想要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所以會一直強調大同「機不可失」。

回到耿作為一個中國官員的身份上,從影片中看到他並無作惡,多次真情流露、對上訪民眾的耐心、為工作不顧家庭與自我身體等等場景,可以稱得上為一個「清官」。然而,在目前專制集權的政治制度下,這樣的所謂「清官」就是一個「好」的政府官員嗎?不必然。在缺乏責任機制的追究下,耿可以走得很瀟灑,而且更留有萬人空巷甚至下跪求他留下來的畫面;然而他給大同留下大量的債務、未完成的工地、未獲得賠償的居民等等,又該向誰申訴。也許可以歸咎於所謂的「上級安排」,如片中的耿彥波以及豐立祥(時任大同市委書記,後被雙規)所言,沒能讓耿完成任期而落下這個爛攤子。雖不可否認,目前中國中央政府為了避免地方政府官員佔山為王,而採取不斷調派官員打亂地方勢力的方式,導致政策上朝令夕改(大同的繼任市長便是此例)——所謂的「上級」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歸根到底,耿彥波自己「文化大同」的藍圖規劃難道就沒有「(偽)菁英的邪惡(5)」麼?

註釋:
(1) 郭力昕:《周浩鏡頭裡殘酷復溫暖的世界——兼談2014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棉花>》:http://www.funscreen.com.tw/review.asp?RV_id=1987
(2) 茉莉:《從瑞典拆遷看中國「拆遷市長」》:http://www.storm.mg/article/60072
(3) 張靜,舒泰峰:《爭議大同古城保護模式》,《今晚報》,2012年10月18日:
http://city.ifeng.com/special/datong/20121018/305855.shtml
(4) 呂宗恕:《「古城衛士」痛陳積弊,百座名城凋零過半——阮儀三:「我們已找不到回家路」》,《南方週末》,2013年7月7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92068
(5) 筆者借用自漢娜·阿倫特/鄂蘭(Hannah Arendt)的「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強調的是菁英階層或者知識份子出自自以為的立場於態度而忽視社區的真實需求而作出的「邪惡」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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